刘世锦提出：十五五时期应确立全新增长框架；消费短板需优先破解以重塑终端需求。

面对当下经济运行中的需求不足挑战，其根源并非投资或出口的简单波动，而是消费领域的深层结构性问题。居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，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。这一差距由来已久，在经济增长的进程中逐步暴露出来。从消费结构的详细剖析来看，商品消费的差距并不显著，真正的短板集中在与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的发展型消费上，例如教育、医疗、住房、社会保障和养老等关键领域。这些领域的消费不足，直接制约了整体需求的健康扩张。

从不同人群的角度观察，农村居民以及进城农民工群体在发展型消费方面的短板最为突出。这与城乡二元结构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相对偏低以及收入差距较大等深层因素密切相关。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消费潜力的充分释放，还在宏观层面形成了连锁反应。

国内生产总值虽然代表当年全社会增加值的总和，但需剔除生产性投资部分才能反映真正的终端需求。终端需求由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构成，后者主要包括与民生紧密相关的房地产、基础设施建设及部分服务业投资。过去较长一段时间，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高速发展，从国际视角审视，存在一定的超前特征。近年来，房地产市场的明显调整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增速的减缓，使得原先被掩盖的消费结构性偏差问题显现，成为终端需求中的突出制约。

终端需求增长的放缓和相对收缩，是导致宏观经济增速减缓、产能过剩加剧以及名义增长低于实际增长的主要原因。当前经济面临的诸多现实难题，如价格低迷、地方债务压力、城市白领消费意愿下降以及产能过剩等，均源于终端需求不足这一源头。这些问题相互关联，构成了复杂的经济图景。

扩大消费的政策着力点，应聚焦于解决终端需求中消费比重结构性偏低这一根本性源头。只有将终端需求提升至合理区间，经济运行才能获得持续的源头活水，各类派生性问题也才能逐步得到化解。这正是处理需求不足问题的核心原理。刺激政策的资金配置，也应优先用于这一关键领域，以实现更高的政策效能。

进入十五五时期，中国经济亟需摆脱原有增长框架的束缚，积极构建全新的增长框架。在这一转型过程中，发展的内外环境、供需条件以及增长动能都将迎来重要乃至转折性的变革。这种框架重构，将为未来发展开辟新的路径。

消费结构升级是新框架的首要任务之一。首先要努力缩小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差距，使其接近全球平均水平，从而巩固消费大国的地位。其次，提升消费的国际化程度，既要大力发展国内产品和服务消费，也要适度增加对国外优质产品和服务的消费，实现开放互促。再者，重视发展型消费的重要性，认识到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既是消费支出，也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，能够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来支撑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。

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样关键。制造强国战略的实施重点在于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，而非固守特定比重。要重点培育生产性服务业，并采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相结合的综合指标来评估转型成效。在创新发展阶段，传统政府产业政策的效果可能逐步减弱，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将成为更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。

对外贸易的调整方向，应兼顾出口竞争力的增强与进口的扩大，同时推动人民币在支付结算中的应用。这有助于扩大离岸人民币的规模，并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。目前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占比仍较低，与中国经济实力不相匹配，扩大离岸使用规模是重要的突破口。

金融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势在必行。随着社会净资产规模的积累，居民资产配置将出现新变化，大量资金有望流入资本市场。资本市场需在资产端支持头部科技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，在投资端提升长期机构投资者如养老金的比重。这样既能助力创新，也能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，从而间接促进消费的稳定提升。

收入分配和税收体系的改革需同步推进。努力将基尼系数控制在合理范围内，并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。税收结构应从以生产环节流转税为主转向更加注重收入税和财产税，以更好地发挥调节作用并激发内需活力。

宏观政策需回归本位，重点解决宏观平衡问题，而非试图通过过度放松来应对深层结构性矛盾。当前宏观杠杆率处于较高位置，政策调整必须注重边界控制。更根本的出路在于推进结构性改革，破解体制性和结构性难题，为经济长远发展提供制度保障。

综上所述，十五五时期确立新增长框架，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转型的战略选择。通过系统解决消费短板和终端需求问题，将为经济增长注入持久动力，推动整体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轨道。